在中国历史上,西汉时期的名将李广无疑是一位充满浓厚悲剧色彩的人物。他一生与匈奴70余战,为二千石吏40余年,但却至死未得封侯,给后人留下了“李广难封”的浩叹。司马迁《史记》中一篇《李将军列传》,对李广的遭遇寄予了无限的感慨和同情,令后人一掬“萧条异代不同时”之热泪。然而,它并没有真正反映历史的真实,也歪曲了造成李广悲剧的深层次原因,更误导了后人的认识和评价,像王维《老将行》“卫青不败乃天幸,李广无封缘数奇”之类意气用事、不着边际的诗句,就是这方面的典型。
平心而论,李广的悲剧命运是注定了的,这既有时代的背景,更有其个人的因素。
李广所处的时代,正是西汉国防战略发生重大转折的关键时期。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登基后,变“无为而治”为“有为进取”,一改汉高祖以来在匈奴和战问题上的消极防御国策。对匈奴的侵扰,汉武帝采取积极反击的措施,运用骑兵集团纵深突袭的战法,对匈奴贵族势力实施歼灭性打击。在这一重大战略转变形势面前,李广作为在对匈奴消极防御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将领,显然,“江郎才尽”,无力承担统率汉军大规模反击匈奴的重任,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以卫青、霍去病为代表的“新生代”将领后来居上,建功立业。“人事有代谢”,“长江后浪推前浪”,历史的规律就是这样无情:汉朝廷战略方针的演变遂成为李广难封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当然,李广抑郁不得志更在于他个人军事才能局限所致。作为一名久历战阵的将领,李广长于战斗指挥,骁勇善射,在战术上灵活机智,有勇有谋,敢于打硬仗,打恶仗,射术之精堪称一绝,威震匈奴各部,被匈奴畏誉为“飞将军”。然而这种近攻格斗上的剽悍骁勇,终究掩盖不了李广拙于战役和战略指挥的根本缺陷。李广曾先后五次率精兵参加反击匈奴的作战,应该说杀敌立功、晋爵封侯的机遇多多,可是他不是无功而返,就是损师折将,根本没有表现出“飞将军”的风采。常言道,“一之为甚,其可再乎!”连续五次机会李广都不曾把握住,这恰好说明,李广只是一名斗将,而非真正大将之材。他明显疏于战略战役指挥上的大智大勇,尤其不善于指挥大规模骑兵集团远程奔袭、机动作战,而这一点正是他的致命弱点,也是他一生不得封侯的最主要原因。对这样的遭遇,李广愤愧自杀,这是缺乏自知之明的表现;司马迁等人的鸣冤叫屈,则是失却理性态度的曲辞。其情虽可悯,其理实难喻。
的确,在李广身上,爱兵如子、身先士卒的优点殊为突出,“宽缓不苛”使得“军中自是服其勇”,以至他自尽后,“一军皆哭”,连普通百姓也“皆为尽哀”。可是,他在治军上放任自流,不讲求以法治军、严格管理也是不争的事实。具体表现为,行军时“无部伍行阵”,止舍时“人人自便”,连必要的警卫都不设置“不击刁斗以自卫”,在幕府中则无“文书籍事”。这种把严格要求和关心士卒对立起来的做法是根本不可取的。孙子说“令之以文,齐之以武,是谓必取”,李广违背了这一治军的基本原则,无怪乎劳而无功、际遇坎坷了。
可见,李广的悲剧,不在于时运不济,而在于他自身弱点。所以,对他的分析和评价,也应少一点道德上廉价的同情,多一份历史上冷峻的思考。